我终于承认了自己在取土场上的完全失败，从而承认了自己没有领导能力之后，我去找马特罗宁娜，尽可能委婉地提出请求：

“奥丽加-彼得罗夫娜！我的数学很不错，我算得很快。我听说您的工厂里需要一个会计。要我当吧！”

“会计？！”她气愤了，她的硬梆梆的面孔变得更阴暗了，红色三角头巾的尖角系在她的后脑勺上。“当会计我随便派一个姑娘都行，我们需要的是牛产指挥员1你一班欠交了多少车？快去吧！”她伸直手臂，像新的雅典娜-帕拉司一样，把我派回了取土场。

又过了一天，取土场工长的职务被撤销了，我被免职，但不是简单免职了事，而是报复式的。马特罗宁娜叫来巴林诺夫，命令他说：

“叫他拿铁锹干活，眼睛盯着他！要他一班装六车！叫他出点汗！”

当下我就穿着一身我引以自豪的军官制服去挖土了。巴林诺夫挺高兴，他预见到了我的垮台。

如果我对于劳改营里各种事件之间的隐蔽的和十分警觉的联系理解得更深入一些，我本可以在昨天就能猜到自己的命运。在新耶路撒冷的食堂里有一个单独的发饭窗口，是供应工程技术人员的，工程师、会计…以至皮鞋匠都从那儿取饭。在被任命为取土场的工长以后，由于渐渐掌握了劳改营生活的要领，我每次吃饭都跑到这个窗口旁边并且从这里要饭吃。大师傅们犹豫不定，说工程技术人员名单上还没有我，但是每次仍是发给了我吃的，后来甚至二话都不说了。事后我认真想了一下——当时我在伙房人员眼里还是个问号：刚一来到，马上抖了起来；态度高傲，穿着军服到处跑。这样的人说不准再过一个星期就能当上主任派工员或者劳改营的主任会计，或者医生（在劳改营里一切都是可能的！），到那个时候他们将会在我手心里摸着。虽然实际上砖厂还只是在考验我，什么名单都还没有把我列进去，伙房为了以防万一仍是供应我工程技术人员的伙食。但是，在我垮台前一天，当厂里还不知道的时候，伙房已经全知道了，冲着我的脸砰的一声把小窗口关上：我原来是个不值钱的“福来儿”在这个小小的插曲里可以闻出劳改营世界的空气。

靠衣着显出自己与众不同——这种如此普遍的人的愿望实际上是在揭露我们自己，特别是在敏锐的劳改营的眼光里。我们觉.得我们是在穿衣服，而实际上是在把自己脱得精光，把自己的真实价值拿出来给人看。我当时不懂，我的军装跟马特罗宁娜的红色三角头巾是半斤八两。隐在幕后的目不转睛的监视者看清了这一切。于是某日派了一名值日人员来找我。中尉要见您，请到这儿来，请进这个单独的房间。

年轻的中尉说话很客气。在这间舒适而整洁的房间里只有他和我。西沉前的红日照耀着，轻风吹拂着窗帘。他让我坐下。不知道为什么，他建议我写一份自传，——好像他提不出比这更令人愉快的建议似的。在我那纯粹是往自己脸上吐口水的侦查笔录之后，在“乌鸦车”和递解站的侮辱之后，在押解队和监狱看守之后，在那些不肯把我看做是一个我们光荣红军的前大尉的盗窃犯和杂役之后，我坐在写字桌前，没有任何人逼迫，在一位讨人喜欢的中尉的善意的目光下，用浓淡适度的墨水在劳改营里找不到的精美光洁的纸张上书写着：我曾是一个大尉，我曾指挥过一个炮兵连，我得到过一些勋章。从写出这种文字的本身，我重新获得了我的个性，我的“我”（是的，我的作为认识论主体的“我”！但要知道我毕竟还是从大学出来的，毕竟是从老百姓里来的，在军队里只是偶然的。请设想一下在一个职业军人的身上，要求对自己另眼看待的这种习性会是多么根深蒂固！）中尉读完自传以后，十分满意：“这么说您是一位苏维埃人，对吗？”嗯，对。嗯，当然对，干嘛不对？从污泥和灰烬中重新站起来，并且重新成为一个苏维埃人，这是多么叫人高兴！——这就是半个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