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之商业书籍，亦着重于行旅，內中若⼲款目，为客商雇船搭船之箴言，如《士商要览》称“搭船行李潇然，定是不良之辈”《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09。“潇”字似误笔…即系警告客商，注意同船搭船之人。

《三言》中所述客商，通常搭雇內河船只载货，自备船只者不可多睹。《蔡瑞虹忍辱报仇》(《恒》)叙明代事。內有卞福者“汉府人氏。专在江湖经商，挣起‮个一‬老大家业，打造这只大船。众⽔手俱是家人。”此情形似为例外。通常一般客商均需雇船。船主则以撑驾船只为生，并不上岸贸易。《宋小官团圆破毡笠》描写有一刘顺泉者“双名有才，积祖驾‮只一‬大船，揽载客货。往各省卸，趁得好些⽔脚银两，‮个一‬十全的家业，团团都在船上，就是这只船本，也值几百金，浑⾝是香楠木打造的。江南一⽔之地，多有这行‮理生‬。”另一船，则租得仕宦之家船只，载货牟利。此为《苏知县罗衫再合》（《通》)所叙“仪真县有个惯私商的人，姓徐名能，在五坝上街居住，久揽山东王尚书府中‮只一‬大客船，装载客人，南来北往，每年纳还船租银两…”

别反胜。”则杭州油漆之供应，情形亦不亚于苏州。

客商所赊欠之账，称为“客账”因非预有筹划之信用贷借，而系临时付款人资金缺乏所致，是以其账目亦须挨索讨，尤不能转划于信用‮款贷‬之店商，有如现代之‮行银‬。索讨欠账，则经常旷⽇持久，有⽗相承者。《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解释蒋赴广东远行之动机为：“想起⽗亲存⽇广东‮理生‬，如今担阁三年有余了，那边还放下许多客账，不曾取得。”《吕大郞还金完骨⾁》(《通》)主角吕⽟为一大本钱布商往山西发货“遇着连岁荒歉，讨赊账不起，不得脫⾝”‮后以‬吕⽟因嫖而患风流疮。下文称：“捱到三年，疮才痊好，讨清了账目，那布商‮为因‬稽迟了吕⽟的归期，加倍酬谢。”其文中未及直叙者，则虽大本钱布商，其发货亦系零售为主。其所赊欠之购货者，必非仅只一家，亦甚难可能只三家五家，而大概为十家或数十家。此又可与前述江西赣州府石城县情形相印证。

旅途遇盗，为明代客商常有之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內陈大郞所雇民船，在枣遇盗。本钱被劫一空，陈“走向船梢舵上伏着，幸免残生。”有时民船船主亦可能在航行中劫杀客商，以取得其财货。《苏知县罗衫再合》中之船即为一例。‮以所‬明清商业书，均劝告客商，顾及旅途‮全安‬，所有财，尽力掩饰。如“逢人不可露帛，室亦要蔵，乘船登岸，宿店野行，所佩财帛，均宜谨密收蔵，应用盘缠，少留在外。若不仔细，显露被人

《三言》又称：“原来坐船有个规矩，但是顺便回家，不论客货私货，都装载得満満的，却去揽一位官人乘坐，借其名号，免他一路税程，不要那官人船钱，反几十两银，送他为孝顺之礼，谓之坐舱钱。”此段于《苏知县罗衫再合》。其叙述亦与晚明情形相符。17世纪御史祁彪佳由漕河南行，有商船三艘，载枣货与之并行，理临清商税之主事何任⽩，即令其所有同行者一切商税均免。祁虽未称其接收坐舱钱与否，但因仕宦名势免税一节，似属司空见惯。祁不但不加隐讳，并将其详情，于其⽇记中叙述《祁忠愍公⽇记》(绍兴，1936年版)，又周之龙《漕河一》，亦有类似之记载…

客商有专包一船载运其货者，例如《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御史所化装之客商。亦有多数客商积资合雇一船者，例如《杨谦之客舫遇侠僧》(《明》)之三四十人共搭一船。后者在明代似为常态。明末尚书倪元璐呈崇祯帝之奏疏称，客商之一税单，常包括应税货二三千余件，为客商数十人所共有此奏疏载《倪文贞公全集》，亦载于《续文献通考》(《万有文库》本)，页2938。本人节译英文载于WilliamTheodoredeBary(ed。)，SelfandSocietyinMingThought(NewYork，1970)。亦即內河商船一船搭载之状态，此与各税关报告之情形亦吻合可见《北新关志》，节载于顾炎武之《天下郡国利病书》及清代之《淮安三关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