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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
到底新加坡能不能代表亚洲?这是龙文受争议的其中一点,也是令新加坡人情愤不平的,《联合早报》记者林义明认为新加坡人是亚洲人,亚洲人表达亚洲人的心声,没有人可以反对,更何况这声音是来自一个有三大亚洲文化(中华文化、马来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国家…女作家蓉子也对《亚洲周刊》说:“新加坡政府领袖都是有见识及有成就的人,他们向西方国家传达一些亚洲人的信息,有什么不对?”
诗人陈松沾认为龙应台没考虑有关国家的民情,龙强调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却没去了解它们的实用价值。作家黄盛发也说,个人的自由不能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商人张瑾云则为新加坡的严峻法律辩护。她对《亚洲周刊》说:“新加坡是移民社会,上一代人民的文化素养不高,过渡时期当然需要严厉的立法,使人们就范。”
新加坡人一般生活得安定与舒服,言论是否自由似乎与其他国家的看法不一,而对自由的定义与范围也引来争议。龙应台表示,她在台湾生长,非常清楚政府如何能透过媒体、教育、公共政策等种种管道去塑造社会的所谓“个性”但是比这些来自政府的操纵更基本,更原始的,她觉得是人的自私。
龙认为,言论限制是一个透明的网,一般人不去碰它就感觉不到“不自由”但总会有一些人“长了反骨”去碰那张网而被“电到”对这些人视若无睹是没有正义感,而把言论自由这种东西贴上“西方”标签,然后加以反对,她认为是义和团的作风。
龙应台以尖锐的笔针砭时政著名,她的杂文集《野火集》,其中一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就批评中国人不讲公德心,在80年代震动台湾,如今她这把野火竟烧到狮城:1991年龙曾去过新加坡,对强势政府下文化人的苦闷印象很深。她相信,新加坡不是没有异议,只是这些声音新加坡人一般听不见。
在这场争论中,确有持不同意见的,但这些声音不多。现任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的王贤勤表示,龙的论点及要求并无不对,因为亚洲范围很大。他又说,龙虽住在欧洲,但却具亚洲人思想。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者徐本钦也以持平及客观的看法表示,亚洲价值观并不单一,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价值现就与新加坡很不相同。徐又进一步指出,某一些领导人的看法,并不一定代表新加坡人的看法与观点。例如,禁止人民吃口香糖,并不是新加坡人都认可、支持。前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就公然表态,反对政府过度干预人民的自由与权利。而生孩子的问题,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认为政府干预他们的切身问题。
新加坡人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但显然他们凝聚一个更强的共识,去追寻东西方社会越来越缺乏的社会稳定与生活品质,但也势须在社会的主旋律中去包容不同角落中所响起的杂音。
(原载香港《亚洲周刊》1994年11月号)
为何只有一种声音?
台湾作家龙应台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后,引起读者热烈批评,针对她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应,龙最近接受《亚洲周刊》专访,以下是访问摘要:
你对《联合早报》转载你这篇文章有何看法?
我很高兴,显然编辑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引起一些反省和讨论,但他们还是应该事先取得我同意。
它所引起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但令人失望。近十篇反应中,不是热血的辩护就是怒目攻击,反省与就事论事的讨论没有一篇,我不仅要问,为什么只有一种声音?新加坡人自己也该觉得奇怪吧!
你对冯焕好等人的来函内容有何反应或反驳?
有些作者由我的文章引申为台湾对新加坡的不满。对不起,我不代表台湾人,只代表自己,在台湾,有许多人欣赏新加坡的价值观,譬如《天下》杂志,同时也有许多人持相反看法,譬如我。两种看法都属于一个多元的社会,谁也不代表谁。
有些作者读了我的文章之后,起而攻击台湾社会:国会打架、未婚妈妈…这是基本逻辑的错误。我批评新加坡,和台湾扯上什么关系?台湾有台湾的问题,我对台湾的批评要比对新加坡严厉得多,但并不是这篇文章要谈的事。
我不苟同一些人认为新加坡人可以代表“亚洲人”如果日本首相大刺刺地与西方对话,且口口声声“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我的反应会更强烈。如果中国大陆的总理以亚洲人的代表自居,他也少不了“大汉沙文主义”的嫌疑。
不以一己的价值观代表他人,是对异己文化的尊重,我们同时也要对抗西方人对亚洲的刻板概念化,当新加坡人说“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时,他其实强化了欧洲人的传统偏见:“欧洲人”尊重自由“亚洲人”强调集体。欧洲人很愿意忽视亚洲人彼此之间的差异,因为那些差异会破坏他对亚洲人的整体刻板概念。
当欧洲人体认到日本人与中国人,新加坡人与印度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差异时,我们才能说,东西的了解向前跨了一步(假定亚洲人也体认到挪威人与葡萄牙人有多么不同)。
至于自由不自由这个问题,因为太复杂,不是我那篇短文想讨论的题目。我只是提出个人的立场:新加坡这种自由不投我所好。只是当新加坡人振振有辞说:“我有阅读、写作、发言和出版的自由…”时,我不得不问:“是不是所有的新加坡人都和他一样有那样的自由——包括与政府或与社会主流持相反意见的人?”如果他们没有,你是否太自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