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一的例外是个姓杨的，行二，苏州府属的昭文县人；父亲过一任员，因案休致，算是在籍的绅士。杨二本人过学，风度翩翩，而且颇有文采，燕红的意思倒有些活动了，但就在论及嫁娶之际，她才发现杨二是个武断乡曲，什么包漕米、把持地方公益事业、包揽诉讼、欺侮孤儿寡妇等等，凡是歪秀才所的坏事，此人无一不。燕红自不免失望，但亦不无庆幸之，幸亏及时看杨二的原形，得以悬崖勒。

顾千里迟疑了一下，答说：“我是瞎猜的。你等我的信好了。”

“她已经说过了，她迁居是为了等我。”

“拜托，拜托。不过，千里，你说还有不得已的缘故，请问，那是什么？”

就在这时候遇见了龚定庵，在燕红的觉中，恰如绝逢生，死心塌地赋了那首《摸鱼儿》明志。

得此结果，龚定庵颇为欣，但有件事放不下心；燕红迁居，当然是脱籍而有了良家妇女的份，但杨二既是无恶不作的武断乡曲，只怕对燕红还不肯放手。因此，他切切实实地写了一封信给顾千里，除了再三谢以外，郑重以燕红相托，请他“保护”勿使受杨二的扰。

信中自然亦是谈新居，对顾千里表激，连日忙着移家；只说定居以后，写字读诗，静等明年初良晤；对于杨二，只字不提。这心情，龚定庵当然能够了解，事成过去，如梦之无痕，越快忘记越好，何必再提——她亦可能本没有想到，顾千里已将她这段烦恼，向龚定庵和盘托了。

“我没有问她。”

“给你垫几百银，倒是小事。不过，”顾千里说“燕红何以匆匆作此决定？她迁居以后，是算‘摘牌’从良了呢？还是另构香巢？这些，先都要清楚。”

回到杭州不久，龚定庵接到顾千里的信，了燕红急于迁居的一段内幕，原来从她急于择人而事的消息一传，遂自荐的人很不少，却无一能够选，甚至有的自惭形秽，只见过一次面便知难而退。

“伊人新居，清幽绝。”顾千里在信中这样写：“房主刘姓，姑苏式微世家，久慕文名，闻为兄所营金屋，亟言无不可商量。弟言于薛氏母女，照兄所示，与房主议定，典价五百金，以三年为期；一年之内如找补七百金，即作为买断。弟本已备妥全数，惟燕红谓伊稍有积蓄，只肯受二百金，作为借款。现已成券，涓吉乔迁。”

“果然如此，也还罢了。不过，内中恐怕还有不得已的缘故，等我去看了再说。”

“这就是你糊涂了。如果是前者，你当然义不容辞；倘或移居以后，仍旧开阁延宾，你想想，你替她钱营香巢，算啥名堂？”

但杨二却不放过她，经常登门，或者打茶围，或者请客打牌摆酒；既然悬牌应客，自有门中的规矩，纵然不喜此人，却不能不勉应付，杨二却渐渐不能忍耐了，一再向她们母女问从良的条件；而燕红也觉得支吾不下去，私下忖度，只有杜门谢客之一途，因而才悄悄去觅新居。

。”

这封信刚刚写好，又接到顾千里的第二封信，打开来一看，信中有信，信面上写“人公亲启”下面是用胭脂画成的一只燕，自然是燕红了。